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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地区先进厂长、经理表彰大会典型材料
办没有厂际的工厂
安化县东坪镇酉州茶行厂长 谌小峰
我是安化县东坪镇酉州村农民，现任酉州茶行厂长，今年41岁，初中文化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投身于开放搞活的洪流之中，于1979年办起了安化县第一家“地下”塑料厂，辗转于1984年出面承包村办企业，创建酉州茶行，使村办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。今日的酉州茶行，已有从业人员977人，固定资产69万元，自有流动资金34.13万元，拥有生产花茶、红茶、绿茶等七个系列品种的8万担的年生产能力。1987年产各类茶4.5万担，总产值达765万元，实现利润24万元。近四年来，累计上交税金120万元，集体积累达140万元，全村人平收入1000元。由于我为农民劳动致富作了一些工作，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，连续四年被评为省、地、县、镇先进个人，还受到过熊清泉、陈邦柱等省政府领导的接见。1987年，村民选我担任了村长。
一、在逆境中奋起
我曾经是一块被人们遗弃的“锈铁”，背着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包袱，走过了人生中一段漫长的道路。1979年8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给了我的新生，随着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，使我找到了前进的航向，随后我主动找大队负责人商量，建议办个企业。当时私人办企业还是个禁区，没有人敢点这个头。经我苦苦哀求，大队才以变通办法予以同意，即企业由我承包，挂大队的牌子，大队不出钱不出人，年终上缴纯利润1000元。我二话未说，当即接受了条件，回家取出十多年在外帮工积累的1600元，与邻近的吴家湾村集股，办起了安化首家“地下”塑料厂。当年获纯利1.3万元，除上交大队1000元和我本人应得的3000元外，剩下的全部投入再生产。这时，大队干部见企业还办得，提出要把厂子收归村办。1980年9月，“酉州大队塑料加工厂”的牌子挂起来了，我退到了副厂长的位置，由于经营管理方法改变了，效益不好，到年底收支相抵，勉强平衡。1982年初，由我提出并主持厂务整顿，实行班组承包，仅3个月时间就收入3万元。但有人以所谓“经济问题”告了我的状。东坪镇政府派工作组进驻我厂，风风火火地查了一个星期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镇政府宣布我“无罪”，并让我继续当副厂长。但是，这个风浪一冲，班组承包被取消，生产急转直下，后9个月收入仅2万元，年终结算亏损2.5万元。
本来很穷的酉州村实在背不起这个沉重的包袱，于是再次决定把塑料厂承包给个人经营，条件是每年上交纯利6000元，5年内偿还7.5万元折旧费。条件一公布，很多跃跃欲试的人静下来了。认为大队经营一年亏损这么大，个人的能耐肯定比不上大队，何况还要增加上交，还清老债。在这企业濒临破产的关头，我雄心勃勃地扯下了“红榜”，并表示“没人包，我来干。不过，这么一个厂子只上交6000元，恐怕不够体面，请允许我上交2万元”。此言一出，全场一片欢跃。当时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奋力拼搏，来它个第二次东山再起。厂子承包了，没有资金将寸步难行。于是我日夜串村走户，寻找贵人相助，通过东坪信用社现场考察，我以自己的财产作抵，贷款12万元。又通过努力从远隔30多里的木子乡信用社借款7万元。资金解决了，我随即组织了生产经营班子，开足马力，大抓生产，到年底，这个濒临倒闭的塑料厂扭亏为盈了，年产值达52万元，比上年增长一倍，除去上交和税金，实得纯利7000余元。
二、 办没有厂际的工厂
我办的塑料厂和茶行是没有围墙的工厂，是没有厂界、没有编制、没有高楼，但有本地地方特色的企业。塑料加工厂其原材料是收购的废旧塑料再生而成，需要的人手多、厂地大、库容大，否则有了原材料也生产不出来。搞基建吗？一无钱，二没有必要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采取了“分散洗晒、集中加工”的办法，即把进料、洗料和晒料等需要场地大的工序，分散到千家万户去搞，把机械加工集中起来，这样，解决了人员缺、场地窄、仓库少等问题。塑料厂的生产迅速扩大，由2个车间扩大到5个车间和6个洗料点，职工由原来的100多人，增加到500多人，作业场地分布在方园30多华里的三乡一镇，形成了网式结构。以后创办的酉州茶行也是采取的这种办法，原材料收购和粗加工放在村里组里和家里，精加工、检验和包装等工序由厂里统起来。现在茶行有3个车间和26处分行，在临近的溆浦、沅陵等地设立了分厂，并在新疆、内蒙、青海等9个省市设立了11个联合销售点，还有一个汽车队和在家里设了一台30门的电话总机，很多生产经营活动，都是经过电话直接指挥。现在进厂做工的职工有1000多人，遍布我县六乡二镇，就是在厂里做工的职工，也分散在各家各户，进厂是工人，出厂是农民，做到了务工务农两不误，亦工亦农双丰收。我办这样的厂子至少有两条好处，一是扩大就业面，增加农民收，每年由茶行支出的工资近50万元；二是企业的投资少，发展快。1987年我厂只有61万元固定资产，却完成了765万元产值，其中茶叶加工产值达600多万元。
三、在竞争中拼搏
我们安化县是全国有名的产茶县，年产量达16万余担，而且邻近县的产茶也较多，但因多种原因，加工比较薄弱，品种比较单一，不能满足市场需求，同时生产厂家众多，竞争激烈，以至互相封锁资源，挤占市场。我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存在着竞争，实际上这是拼质量、拼信息、拼管理的大好时期，为了使企业有个较大的发展，我们背靠资源，面向市场，发展茶叶加工业，加快企业发展速度，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办法，改善经营办法，扩大生产门路，在竞争中求得发展。
一是在加工上走横向联合的道路。首先是与产茶区联资源、联收购、联加工。去年先后与木子、龙塘等六乡一镇的乡办企业进行了联合，联合加工茶叶7000多担，创产值近200万元。其次是走出厂门，承包外地加工企业。1987年我厂承包的三洲乡茶厂，不仅使这家长期很不景气的企业出现了生机，而且为我厂增加深度加工资源2000多担。再次是从社会需要出发，不断开发新产品。全行产品已发展到紧压茶、湘尖、红茶、绿茶、花茶等七个系列产品。为了响应中央关于发展外向企业的要求，把安化黑茶打入国际市场，我通过综合各种茶叶的优点，研制出了别具特色的“酉州特茯砖茶”，现已投入批量生产，正在与外商洽谈。1987年，我们还根据少数民话和宗教信徒的习惯，经全国伊斯兰教协会批准，与湖南省伊斯兰教分会联合生产“清真茶”，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家。产品投放市场后深受伊斯兰教信徒的欢迎，产品供不应求。
二是在销售上与销区联销。去年我们先后在新疆、内蒙、青海等九个省市设立了11个联合销售点。联销点负责向我行进货，向全国销售，从而使我行的产品畅销于全国17个省市。行内没有积压。
三是在管理上，请老“包”出马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抓管理十分重要，我们这种没有厂际的企业，管理尤为迫切。我抓管理，全靠老“包”显威灵。我这个厂长只管副厂长、车间主任和供销、财务、检验等方面的8个负责人，并把人事任免、职工选聘和解雇、制订生产定额，对职工的奖罚等权力全部下放，我每年与这些负责人签订一次合同。各负其现，分级管理，把各项指标一层一层地分包下去。我等于是“大包头”，中层干部是“中包头”，班组长是“小包头”。人人既有动力又有压力，使之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从而使我们这个没有厂际的企业在管理上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约束力。去年，全行没有烂帐、乱帐和拖欠任务的现象。
四、还须努力奉献
我村原是安化有名的穷地方。全村总人口达1400多人，全靠在人平0.2亩的耕地上转来转去，人平纯收长期在100元左右徘徊。村办企业的发展，促进了全村经济结构的改变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，对邻近村的乡村企业起了一定的幅射作用和带头作用。
一是转移农业劳力，增加农民收入。全村劳力799个，有600多人在村企业工作，1987年发放工资60.05万元，使得人平纯收入由1978年的100元增加到800元，其中来自村办企业的有586元，占纯收入的73.5%。人们的收入提高了，生活条件也改善了，这几年，全村新建瓦房200多栋，达36000多平方米，80%的农户有了电视机，90%的农户有了存款，10多户成了万元户，邻近三个乡的农民也得到不少实惠。
二是以工补农，增加农业后劲。由茶行投资16万元，新建桔园300亩，已无偿交给村民；投资1.5万元，造林298亩；投资2万元建起了一个煤店，全村改烧柴为烧煤，每年由茶行拿出1万元作补贴；由茶行拿出4000元为村民雇请4名护林员，将全村的2000多亩荒山残林封禁起来。
三是投资办教育，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。近两年来，由我经营的茶行中捐款5.6万元，为本村修建学校和添置教学用具，并给有本村子女就读的安化二中和十一中捐款1.55万元，设立奖学基金。
四是兴办公益事业，解决人民的“几难”。三年来共为修桥、修路、架设广播电话线等捐款1.66万元，基本解决了本村行路难、听广播难、打电话难的老大难问题。
五是承担村民上交款，减轻群众负担。三年来我把全村的烈军属优抚费、民办教师经费等历来摊派给村民的费用改由我行负担，现已花费6万多元。
总之，这几年我们的村办企业有了一些发展，但与党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有较大的距离，我决心再接再励，努力奋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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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秘书处 一九八八年元月 付印号：2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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